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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配资平台 系统全面把握“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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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配资平台 系统全面把握“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内在要求

发布日期:2025-12-18 21:31    点击次数:178

广州配资平台 系统全面把握“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内在要求

  为何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编者按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经济时报约请知名智库专家,从历史大势、时代大潮、世界大局等维度,探析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机理和规律。

  对“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理解,本身就不应简单局限在制造业比重这一指标的变化上。只要制造业的发展质量、综合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能够有力支撑经济平稳增长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即便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也是平稳、可控地下降,依然可以判断其处在“合理”的水平。

  ■李子文 孙学工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其中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当前我国所处历史方位、新发展阶段和内外部环境的背景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制造业比重不仅仅是表征制造业数量多少的指标,其背后实质上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主导力、影响力,对“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这一要求的理解不能“就比重看比重”,而应当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出发并充分考虑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准确认识制造业比重变化的客观规律

  制造业比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并且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验证。产业经济和工业化相关理论通常认为,制造业比重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推进和产业结构演进动态变化。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时,经济活动持续由农业部门转向以工业为主的非农业部门,工业包括制造业的规模以及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快速上升;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制造业规模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比重则持续上升。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需求论”“分工论”“转移论”“生产率论”等多种理论解释,这些解释在实证研究中都已得到不同程度的验证。“需求论”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均收入水平不断上升,居民的商品消费需求在数量上逐渐饱和,而原来自给自足的居民服务需求(如餐饮、出行、休闲、维修等)开始更多由专业化的市场组织提供,使得服务业比重持续增长、制造业比重逐渐下降。“分工论”认为,制造业本身的社会化分工不断细化,实质上促使研发、设计、营销、咨询等大量生产性服务从企业内部提供向企业外部购买转变,在统计上呈现服务业比重增长、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转移论”认为,工业化先行的发达国家出现制造业比重下降是一体化全球经济分工的表现,由于服务业高度依赖人与人之间的交互,相比制造业具有更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制造业能够相对容易地在全球成本最低的地区进行分散化布局,服务业则大规模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的发达城市。“生产率论”以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模型为代表,认为技术进步能够推动制造业自动化、机械化、信息化,实现生产率持续增长,但服务业高度依赖人力、生产率增长较慢,属于所谓的“停滞部门”,这种经济内部的生产率差异和非均衡增长会推动劳动力持续向服务业转移,在不同经济部门名义工资相对一致的情况下,将导致服务业成本及名义价格水平越来越高,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制造业比重相应下降。

  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制造业比重下降是从工业化后期到后工业化阶段的一般趋势,目前尚没有例外。如美国制造业比重1953年达到28.3%的峰值,1983年降至18.6%,30年间下降了9.7个百分点;德国制造业比重1970年达到39.9%的峰值,2000年降至20.3%,30年间下降了19.6个百分点。我国制造业比重2006年达到32%的峰值,之后进入下降区间,“十二五”“十三五”时期降幅较大,分别下降了3.2个百分点、1.9个百分点;2024年比重为24.9%,2006年至2024年18年间下降了7.1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39个百分点,大致介于美国和德国的降速之间。需要关注的是,各国在完成工业化后制造业比重通常趋于稳定或下降速度明显趋缓,但由于经济体量、产业结构、国内需求和政策导向等差异,稳定状态的比重水平有所不同,如德国、日本目前保持在18%—20%,美国保持在10%左右。相比之下,我国制造业比重目前总体还处在下行趋势中。

  科学看待当前我国制造业比重的“合理”性

  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保持制造业比重一直不变并不现实,但其下降不能过快、过早,否则将对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正常进程带来负面冲击。国际上,美国制造业比重近30年来从20%左右的水平快速下降至10%,英国、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均跌至10%以下,引发了经济衰退、产业竞争力受损、供应链韧性下降、就业岗位流失、贫富差距加大等各方面问题,教训极为深刻。同时,一旦制造业比重下降到较低水平,想要推动制造业比重回升难度极大。如近年来美国持续推动制造业回流,但收效不明显,2017—2024年美国制造业年均增速比同期GDP增速低0.8个百分点,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0.8%降至10%,货物贸易逆差从0.8万亿美元扩大至0.9万亿美元。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和外部发展环境变化,一个经济体应当保持的制造业比重有所不同。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不是机械地强调制造业比重保持不变,而是要确保制造业比重的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制造业发展的质量效益与国家战略需要和宏观目标相匹配,这也是“合理”二字的表意所在。从我国发展实际来看,在制造强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部署推动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综合实力稳步提升,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达27.7%,相当于美、德、日三国之和,制造业中间品全球市场份额由2013年的8.8%增长至2023年的12%;在新能源汽车、船舶工业、轨道交通、电力装备等领域涌现出一系列引领性标志性的新技术、新产品,越来越多的行业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一批“卡脖子”难题得到解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枢纽地位持续巩固。虽然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但综合考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成就和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等情况来判断,制造业比重下降并没有脱离正常的“轨道”“节奏”,总体大致处在“合理”的区间。同时也要注意到,主要发达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国家稳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节点上,制造业比重通常保持在20%以上,我国当前处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关口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还没有完成,对于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的风险仍然要高度警惕。

  全面把握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内在要求

  我国“合理”的制造业比重应当是多少?在哪个时间节点保持怎样的比重水平?对此很难研究测算得到一个明确、具体的区间范围或底线水平,学术界目前也没有形成共识性的观点。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对“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理解,本身就不应简单局限在制造业比重这一指标的变化上。只要制造业的发展质量、综合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能够有力支撑经济平稳增长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即便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也是平稳、可控地下降,依然可以判断其处在“合理”的水平。结合我国发展实际来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在具体实践中应当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要求。

  一是要确保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制造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实体经济的根基命脉。我国制造业规模大、关联广,其增长放缓不仅影响自身的规模和比重,也会对服务业、能源、采矿等其他间接部门产生直接冲击,进而影响经济企稳增长。近年来,受城镇化进程放缓、房地产市场下行、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我国钢铁、建材、家具、食品等传统制造业需求达峰或趋势性放缓,新兴制造业增速加快,但规模体量、增量相对较小。为此,必须推动我国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企稳增长,促进新兴制造业规模化发展、尽快形成体量,以实现新旧动能顺畅转换,确保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

  二是要确保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制造业是大国博弈竞争中密集交锋的“主战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直观体现,决定一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主导能力。必须保持我国制造业规模体量和合理比重,巩固规模、配套、成本等传统优势,提升技术、质量、品牌等高位竞争优势,打造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更好应对国际经贸格局变幻提供战略支撑。

  三是要确保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安全。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打压遏制力度空前,针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频繁实施“技术封锁”“脱钩断链”等策略,关键技术和环节受制于人的风险加大。必须持续巩固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优势,为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提供“试验场”,促进技术大规模部署应用和迭代升级;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创造条件,提升关键环节、细分领域的供应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四是要确保高质量充分就业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充分满足。我国制造业吸纳了超过1亿的就业人员,如果考虑与制造业相关的农业生产和商贸、金融、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制造业对就业的影响更加难以估量。作为物质生产部门,制造业规模和供给质量决定了人民群众物质消费的多样性和品质,直接影响其获得感幸福感。必须通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妥善应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降速、“机器换人”等对就业的影响,切实解决制造业就业“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增强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强化标准引领,加强品牌建设,使得制造业供给质量能够充分满足居民消费扩容升级的需要。

  (李子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战略政策处副处长;孙学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广州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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